●王维胜

暮春的一个雨天，踏入位于临夏县黄泥湾镇和民主乡相交处的鲁家沟，沟岔两侧的山上，梨树和桃树长得格外精神。也许是梨花的吸引，也许是鲁家沟藏匿得太深了，车子驶过田家山、驶过邱家沟，上了陈家岭，有人才说我们已经错过了鲁家沟。

我们是去拜访鲁瑞林将军的故居的。在路口，等我们的是鲁瑞林将军之孙鲁学军，他把我们带上了一处绿茵茵的山坡，带进了将军故居。

鲁瑞林将军的故居刚刚翻新过，油漆过的门楣鲜亮，墙皮经过刷新变得整洁，但墙面上还有一些细微的裂纹。走进将军故居，到处泛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保持着民国河州四合院建筑的风格。三间出檐堂屋，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的红绸还没有揭去。

踏入正房，目光瞬间被那座铜像所吸引。鲁瑞林将军是从这条山沟走出的全军唯一享受中将待遇的开国少将，他的半身铜像，矗立在屋子正中，身姿挺拔，带着当年战场上的飒爽英姿。

环顾屋内，几张陈旧的桌椅，土炕上斑驳的床铺，似乎散发着鲁将军儿时生活的气息。半身铜像左右两侧，摆放着将军使用过的实木办公桌、柜子等物件。书柜里摆放着武乡县、晋冀鲁豫云贵等地方史志和党史办出版的书籍及书画作品，这些都与鲁瑞林战斗历程有关。桌上还放着将军使用过的算盘和一个雕刻繁杂的四扇门的箱匣。这些老旧物件，承载着将军童年的记忆。展柜右侧是一张老式桌子，摆放着一张镶框照片。仔细看，这张略显陈旧的照片，不像摄影作品，更像是炭素画像。我问鲁学军，这是谁？他说是他的太奶奶，将军之母。

画像中的将军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农村妇女，岁月在她额头上留下了深深的褶皱。凹陷的眼窝里，散发着忧伤的气息。她盘着发髻，头上裹着靛蓝包巾，民国时河州妇女常见的那种。她穿着大襟儿衣裳，大襟右衽从脖子斜切至腋下，衣领下的布纽扣整齐地扣着。从画面猜测，此时的她尚不足五旬，和鲁将军离开临夏的时间相吻合。

在鲁瑞林的《从马夫到将军》中，他回忆1927年河湟事变前夕，父亲鲁秉义带着一家人逃进河州城避难，家中只留年迈的父亲看家。鲁秉义一家十几口人进了城，挤在街头，吃住样样发愁。有一天，鲁瑞林和他堂弟李学义一起去城外打柴，不料被国民军抓了壮丁，从此离开了临夏这块土地，走上了军旅之路。那年他只有17岁。母亲那一刻的形象定格在他脑海中，也许画家就是依据将军那一刻的记忆描绘的画像。

将军的母亲姓邓名玉春，1882年2月出生于导河县高邓家一个贫苦农民家。她16岁嫁给鲁秉义，生育了鲁毓林、鲁兆林、鲁瑞林、鲁祥林4个男孩，鲁英姐和鲁英存2个女孩。民国时期，河州动荡不安，灾难深重，她和丈夫吃尽了苦头。邓玉春38岁那年，22岁的大儿子鲁毓林染病离世，留下1个小女儿，这意味着儿媳李维存要改嫁。为使孙女不失去妈妈，在老人们的说服下，李维存和二儿子鲁兆林结了婚。

邓玉春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，三子鲁瑞林却在逃难中被抓走。鲁秉义想方设法去救，都无济于事。邓玉春让两个年幼的女儿带路，天天去营房祈哀告怜，盼望国民军放了鲁瑞林，结果连鲁瑞林的面都没见上。

3天后，鲁瑞林挥泪告别了父母，告别了临夏这块故土。邓玉春心如刀割，这一走竟是22年。鲁瑞林走后不久，留在鲁家沟看家的鲁瑞林爷爷被残杀，房屋烧成一片废墟。为了糊口，鲁秉义留下邓玉春和鲁兆林，自己带着十几岁的鲁祥林，踏上了艰辛的逃难之路。父子俩一路乞讨，风餐露宿，忍饥挨饿，躲避盗贼掠夺，穿越藏区，到过靖远、会宁等地。逃难过程中，他们听说榆中县马坡村土地宽广，种啥成啥，便朝着此地前行。这里没有残垣断壁，村民淳朴善良，对他们很友善。一位老奶奶将两个烤得焦香的洋芋塞进鲁祥林手中，引他们到村西头的空屋安顿。之后，鲁秉义在这里开垦了几亩荒地，种上了庄稼和蔬菜。秋后打了麦子，收了洋芋，父子俩就运到鲁家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父子俩对马坡村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他们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。鲁秉义从此奔走在临夏和马坡之间，照料着一家人。

1939年夏天，鲁秉义在马坡村病故。他去世后，鲁家沟和马坡的两个家庭陷入了困境。鲁兆林和鲁祥林，只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，虽然兄弟两人亲密无间、相互照顾，可是鲁家沟与马坡离得远，很多时候自顾不暇。邓玉春整天愁眉苦脸，常常思念鲁瑞林。

鲁瑞林离开临夏之后，便杳无音讯。

邓玉春常常搂着孙子，给她讲鲁瑞林小时候的故事。槐树下的弹弓、田埂上的风筝、离乡时背包上补丁的针脚……这一切，都让她时刻都在思念她的三顺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听说邓家坪有个人回来了，那人是和鲁瑞林一起被抓的壮丁。邓玉春再三催促鲁兆林把人请到鲁家沟。那个人来时穿着一身中山装，戴着大檐帽，好不威风。他说鲁瑞林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，当了马夫。但更详细、更准确的情况他也说不上来。这足以让她宽慰，让她心安。这证明三儿还活着，她甚至浮想联翩，梦见鲁瑞林回来了。她逢人就说：“我梦见三顺回来了，他背着一个大包袱，扛着一杆枪，戴着一顶大礼帽，穿着长衫，骑着一匹大马。”她的话惹得家里人都笑了。

她天天盼，月月盼，年年盼，盼着儿子回来，不料却盼来一个噩耗。

那是1946年的春季，一个身穿黄衣服、断了一只胳膊的外地人，来到鲁家沟找她。那人带来了消息，说鲁瑞林和他一起，在不远的地方打仗，在战场上阵亡了。他负了伤，是专门来报信的。

听到这个噩耗，一家人吓得大哭起来。鲁兆林一下坐在台阶上站不起来了，邓玉春愣了半天，才哭出了声。

邓玉春不吃不喝几天，整天愁眉苦脸，饮泣吞声。这样下去，她会倒下的。全家人急了，不停地安慰、劝说，她才慢慢缓过神来。鲁兆林本来胆小，鲁瑞林阵亡的噩耗又刺激了他。秋后便生了病，卧床不起，这可急坏了邓玉春。为了给二子治病，她把家里的牲口、粮食等，凡是能变卖成钱的东西都变卖了。

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呼呼的北风刮在脸上，犹如被无数根细针猛刺，生疼生疼的。鲁兆林的病每况愈下，到第二年（1947年）就病故了。

邓玉春嚎啕大哭，整天以泪洗面。她的眼睛越来越麻，直到那双原本明亮的眼睛哭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鲁家沟的人都说，邓玉春活不长了。可她没有倒下，她不再哭泣，坚强地活着。她相信她的梦，坚信三子还活着。哪怕死了，她也要等着儿子的尸骨埋在家乡的土地上。她克制着内心的痛苦，烧炕、做饭、喂牲口……熬着最艰难的日子。

1949年8月23日，她盼了整整22个年头、盼瞎了双眼的儿子回来了。

鲁瑞林扑进了母亲怀抱，泪流满面地喊“娘”。可是邓玉春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她的泪早已流干。她颤抖着抚摸儿子的脸，深深地喊了一声“三顺，我的儿啊！”便晕倒在儿子身上。

三子离开时是个壮丁，回来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政治委员、临夏军管会主任、临夏行政公署专员、临夏专区地委书记。

可母亲只知道，他是她的三顺。